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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叫魏晋风度

[日期:2013-10-22] 来源:温州四中 [字体: ]

那叫魏晋风度

张大春

 

    韩剧欺人,到了家户为之善颂善祷的地步。有一出通俗剧,叫《绅士的品格》,一旦风行,岛上到处有人谈起各式各样的品格来。从绅士衍出,首及男人的品格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得鬼祟,一眼看见“男人品格”四字,就觉得这是女人抱怨出来的话题。“男人要有品格”不会是哥们儿之间的央求;而“男人没什么品格”则往往是姑娘们历经爱恨疲劳而得出来的共同结论。我不是姑娘,学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同哥们儿作精神讲话,但是既然答应人要写一篇文字应景,就得说几句——这正是男人的第一种品格;说得伟大些,是重然诺;说得卑微些,是不赖皮。

首先我要提醒哥们儿的,是“没什么了不起”的品格。

无论说与不说,男人的意识底层总潜藏着一种要比女人多担待些社会责任的心理。在媒体纷陈、众声喧哗的时代,这种事看来并不费劲,一旦有公共事务不得不参与喧嚣,便义形于色,大节凛然,不过就是在脸书微博上公干几句,毕竟是公的居多。不过,现代男人可能不知道:古代士子初出为官,涉身于公务,一定先用死雉(山鸡)作见面礼,拜见君长。为什么是山鸡呢?

“以雉为贽”的用意,就是因为雉这种野禽“不可诱之以食、慑之以威”,只能杀死,而不可生擒。换言之,那就是“办大事”的一种自许和自觉:必须抱着豁出一条性命去的决心执念,否则不要谈治国、平天下。我开宗明义地说:而今没有大丈夫,是因为这世界早就失去了以性命为誓的责任契约,不能以性命相许,男人通通小一号,没什么了不起。

其次我要提醒哥们儿的,是“没什么好计较”的品格。

晋明帝有一次问豫章太守谢鲲:“你自己说说;比之于中书令庾亮,你二人高下如何?”谢鲲的答复是:“端委庙堂,使百僚准则,臣不如亮;一丘一壑,自谓过之。”拿治术比节操,谁能分得出高下呢?可晋明帝是个死心眼,似乎在任何事上都要比先后、论高低,他也问过周顗:“有人拿你比郗鉴(按:王羲之的岳父),你怎么说?”同样的话,居然问过两次。

第一次,周顗的答复是:“郗鉴比我,看来多用功夫。”这话说得有些模糊。一方面可以说郗鉴比较努力做人或求学,一方面也可以说周顗以为郗鉴的天资略逊。无论如何,晋明帝还是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了郗鉴,郗鉴的说法则是:“周顗比我,更具备国士的资格。”晋明帝仍不惬意,回头再问周顗第二回,周顗简直不胜其扰,当场呛道:“陛下不须牵顗比。”一个“牵”字,点染多少无奈与枨触?

而“不须比”,正是士人们这种各适其性、各尽其性、各遂其性的认同,也是魏晋时代整个社会逐渐染习、养成的核心价值。身在这个阶层的男子于是更能够发现个别人物、个别事物的美好。

魏晋人物之中有一个名气远不及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的阮裕,字思旷。这人,请容我接下来介绍给众家哥们儿,他所实践而示范的,是“没什么舍不得”的品格。

在《世说新语·品藻第九》上,有当时人对阮裕的评价,以为他:“骨气不及右军,简秀不如真长,韶润不如仲祖,思致不如渊源;而兼有众人之美。”

前四句里的“右军”是指王羲之,“真长”是指刘惔,“仲祖”是指王蒙,而“渊源”则是指殷浩。王羲之书圣风度,矫若游龙,世所共知,千古不疑,也就无须冗词赘述了。

刘惔和王蒙擅长言事辩理,俱为会稽王司马昱的门客,刘惔“为政清整,门无杂宾”堪为奉公守法的典型;王蒙“丹青甚妙,颇希高远”,以清廉简约而备受推重。这两个人非但以潇洒的风度、朴素的格调齐肩,死时都不满四十,还刚称得上熟男而已,堪说是当时名士的象征。

至于殷浩,从一个小故事便可以知道其人“思致”的清妙高明了。桓温打从年幼之时就与殷浩齐名,常有竞较之心,有一次忽然冷不防问了殷浩一句:“你比起我来,究竟如何?”殷浩当即答道: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

可是“兼有诸人之美”的阮裕又如何呢?容我再一次向哥们儿报告:即使这些周旋了半天古文的段子读来诘屈聱牙,尽想跳过,千万别错过最后这一则——

阮裕受王敦知遇,官拜上书郎,可是一心隐居,遁迹于剡中。他别无聚敛,倒是有一辆好车,任谁来借,从来不会拒绝。有人要为母亲举行葬礼,想向他借车,却不敢开口。他听说之后,就慨叹道:“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,何以车为?”当下便把车给烧了。

哥们儿,我说句实在话:要学阮思旷的品格,还得从舍得做起。你,肯借车吗?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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