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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崔莺莺的长亭嘱托看中国的弃妇文化

[日期:2013-10-23] 来源:温州四中 [字体: ]

从崔莺莺的长亭嘱托看中国的弃妇文化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开东

 

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,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拜伦

 

 一、莺莺的嘱托

 

 读《西厢记》中的“长亭送别”,屡屡被莺莺的一片真情打动。这个大胆追求爱情,忠贞不渝的女人,在暗夜如水的封建时代,闪烁着逼人的光芒。

 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。”莺莺爱情的袒露,如此诗意盎然,如此风姿绰约,尽管后来欲说还休,偶有反复;但最终还是冲破封建礼教的栅栏,与张生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

 长亭送别中,因为恋爱关系的确立,莺莺扔掉了女子的羞涩,和张生真情相对。在她的心目中,金榜题名只是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”, 她嘱咐张生道:“此一行得官不得官,疾便回来。”并且忍痛口占一绝:

 弃掷今何在,

 当时且自亲。

 还将旧来意,

 怜取眼前人。

 这首诗假设自己被抛弃而张生又另有新欢之后的情境,如果真有那么一天,她想让张生用今天对待自己的情感,好好对待将来的那个人。小诗哀而不怨,委而多讽,让人忧伤丛生。普希金说,但愿那个人也像我一样爱你。而莺莺却让张生爱别人像爱自己这样。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。

 莺莺还对张生说,你休忧“文齐福不齐”,我只怕你“停妻再娶妻”。你休要“一春鱼雁无消息”!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,你却休“金榜无名誓不归”。

 说什么功名富贵,说什么戒律清规,在莺莺的眼里都是废土烂泥。莺莺最主要的嘱托,都只在担心张生停妻再娶。

 尽管是已故相国家的公主,尽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尽管拔一根汗毛比张生的小腰还要粗,尽管张生还只是一个白衣书生,没有任何功名和爵位。可是,贵为金枝玉叶的莺莺,也只能把自己整个儿托付给张生,眼巴巴地看着张生离去。

 女人用情之后,等待,就是她们唯一的名字。爱情之所以是莺莺的全部,是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实质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权利的致命缺失,这是女人不能左右命运的悲哀和无助。美丽的女人不能例外,相国家的小姐也不能例外。

 

 二、嘱托的背后

 

 莺莺的这种嘱托,揭示了一种社会弊病。甚至这种弊病还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鸿沟,获得了高度的大同。那就是女人把爱情变成了宗教,男人是她们的拜物神,一旦被神所遗弃,女人就无法自主,罪孽深重。这是东西方女人共同的悲剧。

 西蒙·波娃在《第二性——女人》中这样阐释:

 女人一直从孩提起就拘束地生活于亲情之中,命运属于男人,习惯于对男人的仰视崇拜;这个女人如果还有梦想要出人头地,使她自己和她敬仰的男人合而为一,她唯一的办法是奉献自己的身体和灵魂,对她而言他代表绝对的权威和重要性。由于她命定是要依赖他人,她不愿去对她的专制的父母、丈夫,或者保护者服从宁可为神的服务。她希望变成一个奴隶的感情是如此地热烈。她完全消极地去接受这个环境变成一个附属物去超越她的环境。通过她的肉体,感觉和行为她崇拜他像一个皇帝:在他面前她谦卑地认为自己完全没有价值。她把爱情变成一种宗教。

 于千万年之中,在时间的荒野里,不同地方的女人们,以同样的方式演绎着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的悲剧。美国学者D·L·卡默迪认为:“一个妇女通常得依附于某个男人——作为某个父亲的女儿,或者某个丈夫的妻子,或者某个儿子的母亲——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地位。实际上,几乎在任何文化当中,即令是结婚和离婚这种事,都无须妇女的同意。”这段话与中国妇女“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”的要求,何其相像!

 也就是说,坚不可摧的男权意识制约了女性,女人形象要么是白雪公主、要么就是巫婆,就是没有正常、适度的女人。男性的功利欲望无情地压制着女性的情爱需求,不管女性如何柔情似水,如何曲意逢迎,仍然一不小心就被扫地出门。

 但中国女人尤为悲惨。她们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从一而终,根本没有选择性。一旦被抛弃,就只能默默终老。一些年轻守寡的妇女,为了打发孤寂的慢慢长夜,在房子里扔满铜钱,然后在黑暗中一个一个的摸起来,有时候,要摸整整一个晚上。这是真的。这个经验还广为流传。

 西方女人当然也要依附男人,但她们却有更多的选择,严格的来说,她们那种依附不叫依附,而叫寄生。最重要的是,她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寄生的地方。《茶花女》中的玛格丽特,周旋于好几个男人之间,依附他们,尽管她也被选择,被冷落,被抛弃,本质上也是弃妇,但别忘了,那是因为她多病和老去,只要容颜还在,美丽还在,她就不怕没有买家。

 但是由于意识形态,由于女人自我的角色定位,就算是西方的女性,也很少能够从男性世界中挣扎而出,而最终选择沉沦于一隅。最典型的就是弃妇美狄亚,她曾经有一段经典的内心独白:

“在一切有理智,有性灵的生物当中,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种类。首先一层,我们得用重金来争购一个丈夫,他反而变做了我们的主子;但若不去购买丈夫,那简直是一件更可悲的事情。那最大的冒险还是看到我们得到了一个好丈夫,或是一个坏东西。离婚对于我们女子是一件不名誉的事,我们又不可离弃我们的丈夫……当一个男人住在家里被他的妻子烦恼了时,他可以到外边去消散他心里的积愁,(不去找朋友就去找女人);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望着一个丈夫……”

 美狄亚的独白,相信能够打动世界上很多弃妇的心。鲁迅说,“拉娜的出走,不是堕落,就是回来。”女人只要经济上不能独立,就只能永远附庸于男人。

 

 3、弃妇文化

 

 顾名思义,“弃妇”就是指被抛弃的妇女。抛弃的本意就是“扔掉”,只有从属于自己的“东西”,我们才能把它扔掉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女人就是从属于男人的一种工具。女人的被抛弃,不管是男人始乱终弃,或是不得已而为之,总归都是弃妇,总归都要受伤害。

 弃妇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,并不仅仅是男人的失德。

 首先是专制的男权社会。

 这种以男性为轴心的一夫多妻的家庭形式,是父系氏族代替母系氏族的必然产物。男人不仅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一夫多妻制,而且拥有对女性的绝对权力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女人却只能三从四德。而且“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,夫死从子”这种腐朽思想,还深入人心。

 西晋王戎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。妻子常称他为“卿”,而且还常常亲吻他,王戎限于当时的夫贵妻贱,劝妻子不要这样张扬。王妻回答他说:“亲卿亲卿,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,谁复卿卿?”这就是成语“卿卿我我”的来历。要知道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王戎,吟啸竹林,清谈玄理,最不拘礼法,如此妙人儿尚且如此,其他人可想而知。

 封建宗法制规定了男人的特权,封建礼教又从道德和法律上确定了女人的奴隶地位。女人稍不小心,就要被抛弃,从此成为贱民,一辈子不得翻身。

 《大戴礼》规定有“七出”:“不顺父母,为其逆德也;无子,为其绝世也;淫,为其乱族也;妒,为其乱家也;有恶疾,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;口多言,为其离亲也;盗窃,为其反义也。”

 这些规定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,事实上导致婆家和丈夫可以随意处置娶回家的女人,女人的悲剧可想而知。

 其次,是经济地位的低下。

 母系社会,实行群婚制,血缘关系的纽带只能依赖母亲。社会分工上,女人们采摘野果,男人们出外狩猎。狩猎经常一无所获,而采摘的野果却数不胜数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女人因此掌握了社会的主导权。然而,随着农耕生活的到来,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“上古争于气力”时代的到来,男人成为“田”里的绝对劳“力”,女人因为性别上的天然因素,体能和力气的不足,使她们很快失去了家庭控制权。生产力的落后是造成女性失去自主命运的关键。男人们因为掌握了家庭的经济来源,从而获得对女人的控制和支配。从西方的宗教来看,夏娃也只不过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,这就从宗教层面上,规定了女人对男人的皈依。

 再次,是奴性心理。

 封建等级制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是,奴性心理的形成和成熟。鲁迅说,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,一个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,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。回到女人的身上,这句话简直是不刊之论。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压迫,已经彻底锻造了女人的奴性心理。这种依赖主子的心理,造成了女人的自我禁锢和放逐,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连祥林嫂这样刚烈的女人,都要拼死来维护自己的清白,好从一而终。

 由于社会因素,造成女人的奴性,而女人的奴性又支撑了社会的道德体系。女人逐渐成了一种圈养的动物,成了一种家里的劳作和传宗接代的工具。为了讨得男人的欢心,她们往往使尽浑身解数,因为她们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唯一的男人身上。很多女人一辈子都诚惶诚恐,在忧惧中度过,一旦被抛弃,就天崩地裂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很多人责骂鲁迅娶许广平,却一辈子不和朱安离婚。就是没弄明白,那个时代,女人一旦被驱逐回家,是何等的凄惨和羞愤。

 当然还有男人的喜新厌旧。男人这种动物最好喜新厌旧,女人如墙上的土坯,去了一层还有一层。由来只有新人笑,从来不听旧人哭。著名小说家古龙就曾振振有词:朋友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。

 远的不说,就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之际,有多少功业卓著的人,还守着过去的糟糠之妻呢?绝大多数还不是娶了资产阶级的小姐,要不就是赶赴延安的女大学生们。

 妇女被抛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。也就是说,“弃妇”首先是社会现象,然后才是文学现象。

 中国的弃妇文化从《诗经》开始,蔚为大观,波澜壮阔。

 《卫风·氓》中,那个痴情的女子,经历了一见钟情,一往情深,一去不回头,然后是一声叹息,一刀两断。其中的控诉可谓血泪之声。“士之耽兮,犹可脱也。女之耽兮,不可脱也。士也罔极,二三其德。”这种控诉,揭示了她所托非人的痛悔,但一旦生米煮成熟饭,女人就突然贬值。

 《谷风》中,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,家境贫困,于是夫妻二人,白手起家,终于走上致富道路,可是,男人有钱之后,立马停妻另娶,竟凶狠地把妻子赶走。这类诗歌基本上都是写实,展示了女人的屈辱和不幸,砸碎了爱情浪漫的花环,揭开了婚姻的狡诈与虚伪,也撕开了爱情温情脉脉的面纱后的贪婪与私欲。
   《诗经》中的弃妇形象基本模式是女子痴情,男子负心,女人哀叹。即便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,他在《山鬼》所刻画的弃妇形象,也没有办法解脱命运的捉弄。只能为红颜所咏,为红颜所泣,为红颜所悲。汉魏文人拟作中,思妇、弃妇则完全以贞顺自守的面貌出现,即使被弃,也只是自伤自怜、逆来顺受、怨而不怒,表现了一种有节制的情感。

 当然也偶有例外,譬如汉乐府的《有所思》:

“有所思,乃在大海南。何用问遗君?双珠玳瑁簪,用玉绍缭之。闻君有他心,拉杂摧烧之。摧烧之,当风扬其灰。从今以往,勿复相思!”

 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形象,毕竟不可多得。但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,女人的激烈和愤怒,恰恰还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。

 同时,我还注意到两个聪明的弃妇故事,用自己的灵性秀质,挽回了渐行渐远的婚姻,让人唏嘘不已。

 东汉有个女人,她的丈夫到外游学,照例由过客变成归人,沉湎于温柔富贵乡,不想回家了,于是给妻子写了一封无字书。聪明的妻子,当然猜到了这封信背后的潜台词。但是,她仍然装作不知道,给丈夫写了一首诗。诗云:

 碧纱窗下拆缄封,一纸从头彻尾空。料想郎君无别意,忆人常在不言中。

 妻子的大度和善意,勾起了丈夫的美好回忆,让丈夫良心发现,终于没能下起狠心,一个准弃妇惊险回归。

 还有卓文君的故事,想当年文君私奔,净身而出,而且被父母遗弃。为了丈夫读书,文君还当炉卖酒,简直成了白酒西施。可是等到司马相如功成名就,很快就想遗弃卓文君。卓文君因此悲愤的写下《白头吟》:
   皑如山上雪,皎若云间月。
   闻君有两意,故来相决绝。
   今日斗酒会,明旦沟水头。
   躞蹀御沟上,沟水东西流。
   凄凄复凄凄,嫁娶不须啼。
   愿得一人心,白头不相离。
   竹竿何袅袅?鱼尾何蓰蓰。
   男儿重意气,何用钱刀为。

 随信还附有《诀别书》:
   春华竞芳,五色凌素,琴尚在御,而新声代故!锦水有鸳,汉宫有水,彼物而新,嗟世之人兮,瞀于淫而不悟!朱弦断,明镜缺,朝露晞,芳时歇,白头吟,伤离别,努力加餐勿念妾,锦水汤汤,与君长诀!

 文君的血泪之声,使得司马相如大为不忍,想起两人当年的柔情蜜意,缱绻风流,终于收回花花肠子,和文君重归于好。

 很多人认为这两则故事是千古佳话,皆大欢喜,我只觉得彻骨的悲凉。假如这两个不是聪明的女人,不是才华卓著的女人,可想而知她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?可是世上只有一个卓文君啊!在这两个女人的背后,有多少个被遗弃的冤魂?

 就算女人过了丈夫这一关,也并不保险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刘兰芝,陆游的妻子唐琬,都深得丈夫宠爱,但最终还是卷铺盖出门。伤心桥下春波碧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过去的一切欢爱,如烟云散去。所谓的幸福,只能是一种传说。
   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。就算过了婆婆这一关,女人还是不能高枕而卧。人《琵琶记》中的蔡伯喈尽管不想抛弃发妻赵五娘,但金榜高中之后,在封建名利观和等级制度的重重压迫下,最终还是忍痛休妻,这种因强权压迫而违心抛弃妻子的人还不在少数。蔡伯喈负心无疑有令人同情的一面。他自己就这样唱道:

 比拟我做个负心亏义台馆客,倒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。白头吟记得不曾忘,绿鬓妇何故在他方?书呵,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,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。还思想,毕竟是文章误我,我误妻房……

 这样看来,最可贵的倒是东汉的宋弘,皇帝做媒,但他还是对发妻不离不弃。

 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新寡,小寡妇看上了宋弘,于是托弟弟帮忙。刘秀让姐姐躲在屏风后面,然后把宋弘找来,问他说:“贵易交,富易妻。人情乎?”宋弘回答说:“贫贱之交不可忘,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光武帝回头对姐姐说:“事不谐矣。” 这个故事,让我感到些许温暖,宋弘难能,光武帝更加可贵,如果光武帝执意要把姐姐嫁给宋弘,宋弘又能怎么样?最重要的是,光武帝在问这个问题之前,宋弘并不知道光武帝的意图啊。这唯一的一点星光,也禁不起深究。为了保住一个不被抛弃的位子,女人们简直要过五关斩六将,渡尽劫波之后,终于有一天安全了,可是红颜老去,美人白头矣。 

 

4、逐臣文化

 

 虽然弃妇文化汹涌澎湃,但其真正的创作者却很少是女人。就算一开始是女人,在流传的过程中,也不断有文人加工润色。这一点,越往后发展越为明显。

 一方面,女子无才便是德,女人没文化,想写也写不了;另一方面,女人就算才华横溢,谁敢写那些牢什子?涉及爱情的不敢写,涉及遗弃的不便写。宋代独立独行的李清照,只写过一些健康的爱情诗词,就遭到很多卫道士的围攻。所以,真正进行爱情和弃妇诗歌创作的往往是一些男人。他们站在女人的立场,揣摩女人的情思,表达女人的幽怨,写出了很多传情的小词。《花间集》中有十九个作家,竟然没有一个女性作家。那么,男人们为何乐此不疲,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什么寄托?

 古语中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。一个是“忠臣不事二主,烈女不嫁二夫”。还有一个是“ 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”。两个地方都把“士”和“女”比对,不能不令我们深思。因为中国的礼教主张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君与臣之间,君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皇帝金口玉言,臣子可以被任用,可以被贬谪,可以被斩首。男子与女子之间,选择权却在男子那里,男人欢喜谁就是谁,女子可以被宠爱,可以被冷落,可以被抛弃。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,今宵红绡帐低卧鸳鸯。”这就是男人的德行,关键这还是被允许,被提倡,被道德和法律保护的。祥林嫂尽管被婆婆强行带走,卖掉。鲁四老爷也只能骂一声“可恶”。尽管“可恶”,但婆婆并没有错,她只不过在行使夫权而已。

 在封建的伦理中,女人和士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女子描眉涂粉,修饰容貌,楚楚可人,是为了得到男人永远的宠爱;士人发奋读书,修养才德,怀瑾握瑜,是为了得到君主的重用。女人学好女红,练习好礼仪,打扮得娇艳艳,只为嫁一个好男人,绿水绕着青山转。士人,学而优则仕,修身齐家,是为了最后能够“治国平天下”。女人花,一辈子只为一个男人开放,士人才志的出售,也只皇帝老儿一家,别无分店。

 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卞和失去了两条腿,还要执著地献玉,玉在古代是才德的象征,卞和哪里是在献玉,他是要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帝王家而已。难怪文人们都在卞和的惊天一哭中,写下“满纸荒唐言”,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。文人们一旦不被选择,不被重用,报国无门,学无所用,或者骤然失宠,流放他乡,成为迁客骚人,他们人生的支柱就会坍塌,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。

 但面对皇权的威严,他们自然不敢公然反对。还有读书人的那股子酸劲,男子汉的那点自尊心,都不允许男人直抒胸臆。于是,士人的目光在急切的寻找,或许在同病相怜中,士人们突然发现,“弃妇”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意象,最有利于表达自己的内心,那种在帝王和男人们的无上权威下,产生的那种永恒的无力感,使得失落的士人与弃妇心态形成同构。怀着对政治的无可奈何,怀着对兵荒马乱的厌恶,怀着对自己壮志难酬的郁闷,文人们开始以现实的弃妇去展现自己内心深深的失落。由男性作家的弃妇诗形成的弃妇意象,表达了一种奴性化了的附庸意识,它潜在的隐喻了古代男性知识分子对皇权的人身依附。

 文学中的弃妇现象是以曲折笔法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手法。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就是曹植。他的《七哀诗》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弃妇形象。

 明月照高楼,流光正徘徊。上有愁思妇,悲叹有余哀。借问叹者谁,言是宕子妻。君行逾十年,孤妾常独栖。君若清路尘,妾若浊水泥。浮沉各异势,会合何时谐?愿为西南风,长逝入君怀。君怀良不开,贱妾当何依?

这首诗,是曹植借弃妇的形象来写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。诗人还常常借助弃妇、思妇、盛年不嫁的美女的形象来寄抒自己被猜忌、被迫害、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的孤独怨念悲凉的情绪。

 李商隐有一首《无题》诗说:

 八岁偷照镜,长眉已能画。十岁去踏青,芙蓉作裙衩。十三学弹筝,银甲不曾卸。十四藏六亲,悬知犹未嫁。十五泣春风,背面秋千下。

 女孩子不断追求,不断修饰,可是到了十五岁,还没有找到理想的男人,更得不到男人的宠爱。所以,当春风吹来时,自然伤心流泪。可关键是,李商隐哪里是在写女孩子,分明是在诉说自己的悲慨!自己少小读书,修德修能,才华出众,但却仕途失意,得不到皇帝的宠幸,他的热泪实在是因此而来啊。

 这种借助女性心理的手法一旦展开,就呈现出文学的多姿多彩。

 唐代诗人朱庆馀所写的《闺意》,就是模拟新婚的女孩子,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,以此表达自己的寄托。
   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。
    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

 作为张籍的门生,朱庆馀为了避讳和尴尬,自然不好意思询问老师,自己参加科考的把握如何;可是,不问又按捺不住。于是借助女性视角,用象征的手法,写出流传一时的佳作。

 诗人以“新妇”自比,以“舅姑”比主考官,以“画眉”比自己的诗文。以“夫婿”喻指当时在诗文上颇有名气,而且又乐于提拔后进的张籍。通过优美的诗韵,巧妙地表达了一名应试举子,在面临关系到自己仕途的一场考试前,那种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心情。
    聪明的张籍以《酬朱庆馀》做了唱和诗:
    越女新妆出镜心,自知明镜更沉吟。
    齐纨未足时人贵,一曲菱歌敌万金。 
     张籍的诗中同样以“明艳”、“越女”类比来自越州的朱庆馀,以这位出自镜湖湖心美女的歌喉抵得一万金,比喻朱庆馀的诗文功夫了得,以此打消他“入时无”的顾虑。

 豪放派的苏轼则干脆把皇帝比成佳人,“月渺渺兮余怀,望美人兮天一方”,表达了自己缠绵悱恻的思慕之情。
   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,多情却被无情恼。 
   “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”。一堵围墙,挡住了视线,却挡不住美的飞扬,也挡不住诗人对美的向往。而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,不仅写出了情与情的矛盾,更写出了情与理的矛盾。苏轼对皇帝一片忠心,但却忠而见疑,信而被谤。作者借墙里、墙外、佳人、行人,一个无情,一个多情的故事,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。

 

 五、弃妇和逐臣的同构。

 

 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,胡儿能唱《琵琶行》,这是白居易的经典作品在当时所获得巨大声誉。

 实质上,弃妇和逐臣获得高度同构的就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想当初,琵琶女和白居易,一个是“五陵年少争缠头”的绝色美人,一个是“长安居易”的新锐诗人。可是,光阴飞逝,岁月如割,女人一旦年长色衰,就“门前冷落”,最终只能嫁给商人。而商人重利轻情,自然弃绝而去。由此看来,琵琶女是广义上的弃妇形象。而白居易批龙鳞,逆圣听,最终落得“谪居卧病浔阳城”,则是一个典型的逐臣形象。一个弃妇,一个逐臣,借助凄惨的琵琶之声,互相倾诉,相互观照,都从对方的骨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凄惨人生,两人由此获得了高度的认同。难怪白居易高呼:

 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
 也难怪白居易在听完琵琶女第二次琵琶之后,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,我敢断定,这眼泪不仅是为弃妇而淌,更多的还是为逐臣而流吧。

 其实,弃妇和逐臣可以同构,还有哲学和心理学上的支撑。

 那么多的男人,运用女性意识和情调,唱至少表面上女人的歌。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“双性”现象。自然之神安排给了我们一个躯体,那躯体上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性别的标记。但是,我们对性别的概念有多少是来自自然,又有多少是来自社会呢?女人是被造就的,男人何尝不是如此?也许每个人本身就是雌雄同体。

 《圣经》上说,女人就是男人的肋骨。无论是水做的骨肉,还是泥做的骨肉,泥土本来就是不分家的。难怪张贤亮的小说就叫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

正因为这种“雌雄同体”,男人写女人之情写到极点时,便会流露出一种最幽微隐约难言的哀怨惆怅,这种感觉很微妙,甚至不是作者明意识里要表达的,而是潜意识的无意流露,但这种无意识流露的潜意识,给了读者多义联想的可能性。因为事实上的“双性”,使得诗歌内容左右摇摆,好象有所寄托,但又似有若无。可是,这种感觉又不可坐实,一坐实就很笨,这种“好象有所寄托”的词,反而是好词。

“双性”还是哲学里最高的一个层次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和传统中,也一直是主张阳刚与阴柔相辅相成的。王朔有本小说就叫《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》。

 从人自身来说,每个人身上的善与恶常常是并存的。所以,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,才有“人性本善”与“人性本恶”世纪辩论。谚语中有“每个人身上都有猛虎在嗅着蔷薇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
 中国儒家强调中庸之美。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”是谓中庸之道也。中国道家的太极图,一边是白,一边是黑,白中有黑,黑中有白,那就意味着阴阳的结合。中国的书法讲究刚柔和方圆的相济,如果你的形方就要神圆,形圆就要神方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,只有当阴阳相辅相成的时候,才是一种美。

 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,诗言志,词言情;诗庄词媚;诗之境阔,词之言长……

 一言以蔽之,诗歌是是男性的,壮阔的,言士人之志。词是女性的,柔媚的,言女人之情。而“以诗入词”,实质上就是一种“双性”的达成,用小女人之词来抒发大丈夫之志,用弃妇之言抒发逐臣之悲,在潜意识之中两者不知不觉地两者就达成了微妙的结合,形成了一种双性的人格和双性的品质,所以才使得词产生了丰富的意蕴,难怪“词之言长,意尽而意不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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